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90年代初中期，有的调查已经涉及到“浙江村”里的幼儿园，有些南方报刊也有关于深圳郊区的“铁皮房”识字班的报道。但是，那时的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这些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也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突出而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著名的流动儿童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社会问题的象征。国内多家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若干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也有长篇报道。可以说，对于这个学校的最初报道，启动了大众传媒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关注。循此线索我们联想到在北京肯定还有一些这样的学校，于是便有了后来课题组关于这1百多所学校的寻访调查和组织的一系列援助活动。近两年，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吸引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介入援助活动的海内外慈善机构也越来越多。当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方面重视的时候，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来越临近了。我们由此而感到振奋。
在研究者来说，流动儿童问题是现实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新课题。90年代后期以来，流动农民中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儿童问题的突出使得流动从根本上超越了“劳动力流动”的意义：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相对于流动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一个派生的部分，但是，这个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成长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更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使他们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安于现存的城乡体制，也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憧憬与的冲动，而他们在城市里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将决定他们努力的方向。儿童问题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或者说，在儿童面前，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面前，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流动儿童问题，不仅呼唤义务教育体制调整，而且呼唤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课题组于1999年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调查，总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2000年6月，课题组在北京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区——丰台、海淀、朝阳抽样调查了619名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了解其子女教育问题。在2000年大部分时间，课题组组织了一系列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和其它援助活动。本研究报告主要依据以上调查和援助活动。
一流动儿童的生存和受教育状况
在北京的居民区、到处可见农民开的卖菜的摊子，卖菜的大人的身后，经常可以看见有5、6个3-5岁的儿童；他们是中国的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在目前尚未消除的城乡壁垒下，他们有的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也有相当一部分就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伴随着中国的民工潮，他们出生成长，并面临着充满变化的未来，户籍制度及由此而来的身份差别、城市繁荣的诱惑与拒斥，在他们眼里是如何反映的，在他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她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受教育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些问题，是本报告试图回答的。
1北京流动人口子女群体规模
北京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地位，导致城市服务业的不发达，所以北京的流动农民的进入是独特的，比较典型的有浙江村那样的产业-社区型进入，即把家乡的一种成熟的小工业生产体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另外一种是城市服务功能补偿型的进入，在北京人不爱从事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餐饮业、日常菜品供应业、零售业，农民迅速进入并且填充了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进入方式在流动形态上有别于珠江三角洲由于工业化对农村廉价劳动力大量需求所产生的农民流动，也有别于另一种规模较大的进入方式：建制式流入—如建筑工人、保安人员等。产业社区型流动和城市功能补偿型的流动在流动形态上的突出特征是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比例比较大，因此北京的流动儿童问题也就特别的突出。根据课题组在2000年6月针对有学龄子女的打工者所做的调查，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共有903个子女。性别构成中男女比例为1.41:1。在北京出生的占11.4%。在老家出生的占88.0%。现在在北京的比例为31.7%，(其中家乡出生，带到北京来的比例为20%左右)，打工者的子女大多数仍然在家乡。初步估计北京的流动儿童群体总数在15万人左右。其中学龄的儿童大约有10万人左右。如果以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为二代移民的定义，这一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10%左右，如果不论出生地，以现在在城市计，则二代移民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3[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